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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脆说国人【转载】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  

2014-07-15 23:07:3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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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傅国涌《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》
          

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

 

傅国涌

 

    【傅国涌按: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最近一期做了一个“委屈的温州人”专题,约我为这个专题写了个前言,刊出时有所删节,这里是原文。】

     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 - 傅国涌 - 对话时代

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 - 傅国涌 - 对话时代

“雁山云影,瓯海潮踪”,九十年前,朱自清执笔为温州中学写校歌时,首先想到的是温州的山水。早在南北朝时,被贬为永嘉太守的一代诗人谢灵运,在这里留下了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的佳句,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称雁荡山为天下奇秀。然而温州一直算是荒僻之地,至宋室南迁才开始在中国文明史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,叶适代表的永嘉学派、文学史上的“永嘉四灵”都于此时出现,温州在农耕文明时代可算后发。直到19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曹雅直、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陆续由瓯江上岸,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,而且建立了最初的医院和新式学校,从信仰方式到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,都给瓯江两岸带来新的改变。温州在清末民初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,包括“东瓯三先生”、孙诒让、刘景晨、林损以及稍晚的夏承焘、夏鼐等,还有集中的出了一批数学家(苏步青、谷超豪等)。在工商业和地方建设上,到民国年间也已卓有所成,著名实业家吴百亨就不说了,比如平阳鳌江的王理孚,原是清末选出的浙江咨议局议员,民初告别政坛,回到家乡,大兴实业,将一个小渔村建成了现代化的小城镇。这个进程一直到日军攻入温州,才渐被中断,此后温州有过一段漫长的停滞时期,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改革的大潮,而有了名噪一时的“温州模式”。

我从小在温州长大,看到更多的不是温州繁荣、文明的一面,而是它的粗鄙、落后和野蛮。即使有了点钱,温州也更像缺乏教养的“暴发户”,缺乏精神底色、文化支撑。毕竟叶适和“四灵”离我们太遥远了,在孙诒让、刘景晨之后又经过了文化上的断层。的确,温州人勤劳,敢拼,吃得起苦,这是地少人多、环境艰难,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形成的地域性格,这是温州生意人遍满全地的原因,这种生存逼出来的商业冲动,天然就有缺陷,如果缺少制度、文化和道德等层面的平衡,早晚要遇到墙壁。温州人对财富的疯狂追求早在1980年代轰动全国的“抬会”事件中,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近年不断传来的消息,都是温州民营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,这种困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老大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遭遇。也许人们更容易看到温州的独特性,其实温州人首先是中国人,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优劣都体现在温州人身上。温州更是这个庞大经济体中的一个局部,中国如何,温州便如何,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部分。温州的命运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完全连在一起的。只是温州走得更快,一度走在了前面,因此更敏感、更脆弱,问题更容易暴露出来。

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,栽跟斗的重要原因往往是心态太着急和私心太重了,需要制度和信仰层面的约束,这都需要时间,也需要耐心。实际上,从来都不存在单一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,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的变化,换句话说,如果没有精神层面的更新,跛脚的物质现代化是很可怕的,这头巨大的怪兽甚至会以人类不可控制的面目出现,吞噬千百年累积起来的文明成果。温州人今天的委屈,正是一个过渡时代所遭遇的尴尬,一方面物质的成长带来了眼花缭乱的变化,一方面是无力面对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带来的焦虑、不安。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,乃是文明的转型,不光是制度上的转型,也包括社会的转型,文化的转型。温州上一轮的文明转型始于1920世纪之交,不幸于1950年代被折断了。很多的温州人浑身上下、似乎每个毛细血管都散发出追求财富的欲望,就是因为大家都经历了那个穷怕了、饿怕了的岁月。 最近的三十几年来,温州正在经历第二轮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急速转型,但人还是农耕时代的人,制度也还带着农耕时代的浓重痕迹,农耕文明的思维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,膨胀的财富欲望、消费欲望、攀比欲望,在这次的转型当中开出什么样奇形怪状的花朵来,都不值得吃惊。

诚然,“温州人”也不可一概而论,毕竟这不是一个集合名词就能概括得尽的,任何简单化的判断都容易失真。对于委屈的温州人来说,与其一个劲的往前赶路,不如停下匆忙的脚步,仔细回望曾经走过的轨迹,认真思想将要前行的道路。某种意义上说,温州向何处去,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。温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,放在整个中国版图上,在文化上、国民素养上,温州大概都处于中间状态。即使经济的基础也是脆弱的,虚浮的一面大于实在的一面,奢靡、张扬而缺少收敛、节制。温州人缺乏真正可以骄傲的资本,所以,也谈不上真正的委屈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总感觉温州在中国的样本意义被放大了,应该是还原本来面目的时候了,只有从事实出发,温州人才有可能真实地认识自己,真实地面对自己,委屈与否并不那么重要。

如何把更多精力、心思转到文明建造方面,对于几十年来一直陷于利益追逐当中的温州人来说,这是更重要、更具有根本性的选择,这也是最难的。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,才会有更多的人慢慢明白这一点。一代人转眼就会过去,但一方土地上人群还要继续生活下去,人真正要面对的不仅是当下、此岸,人同样是面朝未来、彼岸而活,不明白这个问题,就不可能真正洞察温州此时面临的困境。今天,温州人更需要真实的反省,需要平心静气,更需要超越的仰望,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上帝……的关系上,都需要有全新的认识,这是温州重新起步的转机。几十年拼经济拼下来,温州最紧迫的已不是吃饭或温饱问题,而是文明问题。换言之,今天,面对温州困境,最值得思考的也许已不是温州如何继续富起来或富下去的问题,而是如何文明起来的问题,温州真正要面对的是两百年来没有最终完成的文明转型问题。这是温州的方向,也是中国的方向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45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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