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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下五千年,诗词最经典——【转载】学国学必须从学诗开始  

2013-05-30 20:57:38|  分类: 引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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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徐晋如《学国学必须从学诗开始》

上下五千年,诗词最经典

《兴于诗——国诗入门十讲》前言

诗与人生

(本文原发光明日报社《考试·新语文》2013.2.)

徐晋如

1994年,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,十多年来风靡两岸三地。影响所及,达于东南亚、北美、欧洲的华人圈子。依托王财贵教授的课程体系,各地以儒家经典为主科成立私塾,凭着“小朋友,跟我读”这六字真诀,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家长把孩子送入其中,接受新时代的读经教育。

读经运动的背后,是更加波澜壮阔的国学复兴思潮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长期与传统割裂所带来的人心溺陷、灵魂无主、道德崩溃、环境恶化等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诟病,穷极思变,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传统,希望从国学当中寻找到人生的意义,灵魂的终极,以及人与自然、与他人、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诸种原则,于是国学热、读经热应运而生。

国学原称“中学”,是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“西学”相对立的概念。但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西学,并不是欧洲的真精神、真思想,而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想。

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是物质越能为人所驱使,个人越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,人类全体便越能获致最大的快乐、最多的幸福。启蒙运动有两大主将,一是英国人培根,一是瑞士人卢梭。培根的名言是“科学就是力量”,他认为人类可以凭借科学获得无穷进步,靠科学去征服自然,无限扩充物质生产,只要自然界的一切都能为人类所用,物质生产极大丰富,人类便可获得幸福。这种思想放纵人类对功利的追求,怂恿人类为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道德底线,凡事皆问“有用”还是“无用”,“有利”还是“无利”,人人变成算计他人的商贾。培根自己就是一个纳贿贪财的小人,并最终因此而身败名裂。而卢梭则认为“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所以人类情感必须复于自然,冲决文化道德的枷锁,才可以得到快乐。卢梭勾引女佣,生私生子五人,皆送入育婴堂,不自抚养,他其实很清楚,在当时送入育婴堂的孩子,惟一的结局就是死亡。信膺卢梭者相信人类一切欲望皆是正当的,不再相信宗教的原罪论,终致酿成法国大革命大乱八十年,流血数百万的悲剧。

继培根、卢梭而起者,则有英人赫胥黎。他的《天演论》一书,倡言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,信奉此道者,人人想进入优等人群,让他人降为劣等人群,只问优劣胜败,不问是非,宇宙无神,人类无灵,社会成为竞争杀伐的修罗场,倒退到丛林时代中去。后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,都可以从启蒙运动中找到思想渊源。

启蒙运动又是一场彻底否定精英,张揭平民权利的思想运动。启蒙主义者试图使所有人相信,世上根本不存在美德与智识上超出社会一般人士的精英阶层,每个个体的思想,具有同等的价值,于是竭力鼓吹所有人都有自主权,要大家不要盲从上帝、不要盲从精英;但不再盲从上帝、精英的结果却是让每一个人盲目地相信自己。自启蒙运动之后,反智仇富的民粹思想就一直是现代社会挥之不去的魔魇,整个社会呈现出正声不作、大雅沦亡的乱相。按照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·加塞特的定义,精英是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,而大众则是在各方面对自己放任自流的人。大众在文化选择上,天生就是避难趋易的。从前,他们相信文化皆由精英创造,并懂得尊重、敬畏高雅文化;但启蒙运动以后,大众则普遍认为只有被自己认可的才是文化,高雅文化被粗暴地以“看不懂”、“过时”、“没有用”的理由简单否定,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江河日下,庸俗、低俗、媚俗的“三俗”文化盛行。在从前,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可以引导人心向上,具有超越时代、穿透历史的意义;而在启蒙运动以后,文化竟然也成为商品,成为产业,大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浅俗的、平庸的东西。而当“三俗”文化开始成为主流的时候,又反过来使得人人更加安于平庸,拒绝高尚,拒绝高雅,整个社会没有了美德和智识的楷模,人心惰逸,人欲横流,与此同时,道德良知、美序良俗这些人类数千年间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文明,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中国在近代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,鸦片战争以后朝廷的策略是“师夷长技以治夷”,在工业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,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,更激而要求师法西方的制度文化。尽管当时有张之洞这样的有识之士,提倡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告诫国人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,不能丢弃传统的精神文明,但大众都有骛新奇而尚实用的天性,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,西方物质文明成为朝野上下孜孜以求的惟一目标,“全盘西化”成为大多数国人的潜意识。对传统的无知与隔阂,对科学和工具理性的迷信,对现代生活的盲目崇拜,使得大多数人不再把知书识礼,温文尔雅当成美好的品性,冲决一切网罗,破坏一切、砸烂一切的“痞子英雄”形象取代了“温良恭俭让”的君子风范,成为新的人格标杆。大多数人不肯读书,从未学会独立思考,却毫无顾忌地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、中国近百年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完全归咎于传统,认为中国文化是培育奴隶的温床,维护专制的精神桎梏。这种彻底否定传统、对现代性五体投地膜拜的思潮,使得中国人不但没有学习、继承传统当中的合理因素,对西方文化当中传统的、人文的一面更缺乏真切的体认,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愈加急功近利,只顾眼前利益,没有长远打算,甚至为了利益可以牺牲道义,以致道德缺失,底线沦丧,人心冷漠,各私其私,用句网络流行语来说,那就是“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”。

西方学术、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与古希伯来,这就是所谓的“两希传统”,至今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仍深沾其溉。西方虽经启蒙运动的冲击,但由于“两希”传统屹然挺立,基督教会根本仍在,大多数人自童蒙受教,均须大量阅读古希腊以降的人文经典,又因普遍信仰上帝,知道敬天爱人的道理,在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之后,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更蔚然而起,所有这些,都使得西方的人文传统仍可以对普通国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而中国人的民族性本就趋向实用,不如古希腊民族之重理性、尚思辩、务玄思,古希伯来民族之坚忍卓绝,敬事神祇,故相对其他民族,中华民族更需要心灵生活,更需要人文精神。往圣先贤早就看到了这一点,孔子讲“学者为己”之义,讲君子小人之辨(如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),《大学》讲“诚意正心”,《左传》称“太上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”,孟子讲舍身取义,杀身成仁的道理,都是针对偏于现实的国民性的谕诫,为中国人的精神筑起藩篱,使得国人徒重实用的秉性不致放流无垠,而忽视了对生命价值的追寻。北宋大思想家程颐在生命垂危之时,弟子对他说:“老师,现在是生死关头,您平日打坐练气的功夫,这个时候要用一用了吧?”程颐却回答道:“说到有用,便不是学问。”遂含笑而逝。我们知道,人莫不乐生恶死,在生命垂危的关头,很多人大抵愿意付出一切,以多活片刻,程颐却用其了悟生死的人生实践警告世人,切不可事事讲有用还是没用,须知道生命价值永远应该在有用价值之上,生命的崇高自觉和与天地一体的喜悦感,才是中国文化当中最光亮的部分。

新文化运动把孔子打翻在地,否定君子小人的分别,直接导致中国人没有了精神的堤防,从前被认为是“霸道”、“小人之行”的只讲实用、只追求现实利益的恶行,就像洪水一样到处泛滥,无所敬畏而至于无恶不作。只重现实的国民性与启蒙运动以来只讲“有用无用”的工具理性一拍即合,发展到极致,就是宣扬“高贵者最愚蠢,卑贱者最聪明”,只讲利害,不讲道义,遂造成“文革”中灭绝文化,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惨剧,并至今遗毒无穷。

启蒙运动产生于欧洲,但中华民族受害最深。晚清民国的很多学者,误认为启蒙运动导致西方科技发达,国力强盛,不知西方科技发达的根本原因亦在其传统文化。原来,西方自古希腊以降,重理性重逻辑,崇尚客观知识,科学家不求实用、为单纯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去探究客观真理,这才发展出近代科学,才有了后来的工业革命、信息革命。就科学领域而言,中国从来不缺急功近利的思维,缺的恰恰就是单纯的对科学探索本身的热爱。惟有认清何者是自家所长,何者是自家所短,然后因革损益,才是文化发展的健康之道。中国古人讲“阐旧邦以新命”,要旨在“阐”而非“革”。可是,从戊戌变法启其钥,到新文化运动彻底打开潘多拉盒子,中国的启蒙派泼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,对传统文化一概抹杀,打翻在地还不算,更要踩上几脚,恨不得孔子永堕地狱,国学永不翻身。这种急功近利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言论和行为,就是“文革”中“破四旧”、“砸烂牛鬼蛇神”的前奏。时至今日,启蒙派又以儒学不合所谓的“普世价值”、“民主潮流”为由,改头换面地继续着他们的前辈的工作。

孔子说:“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,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文化之化,是教化、化成的意思。中国古代社会,就像是一所大学校,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(《大学》),故国学的核心,就是人的教育,让人生命成长、性情完善的教育。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工匠商人,各行各业的“行家里手”,而是要培养顶天立地的大人君子,在人格上足为世之楷模,在行为上堪作世之表率。国学热的背后,是国人对小人社会的厌倦绝望,对君子人格的向往追慕。

君子人格的最高标准是“仁”,“仁”不仅指仁爱,更是人的全部美德的统称。如何通向并最终达到“仁”呢?孔子的学生有若认为,“孝弟”二字,是“仁”的根本。孔子则指出,追求“仁”应当摒除功利之心,不要想着成为某方面的专家(君子不器),倡导“为己”之学。所谓“为己”之学,就是指读书、学习不为了逢迎他人(无论是权贵还是大众),不为了求取衣食,而是为了自身品格的完成。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问稼圃之术,孔子答道:“我不如老农”,“我不如老圃”,又在其他学生面前批评樊迟是个小人,这是因为樊迟不在品格完成上下工夫,没有超越尘俗的追求,反而只想追求实用技能,混吃糊口,只想满足人的动物性本能,当然要被孔子所鄙视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充满鄙夷地说过:

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,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,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。而且,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,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。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,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。而且,由于参与这种追逐,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;但是,一个有思想、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。(《爱因斯坦文集》页1,许良英、范岱年编译,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)

有思想、有感情的人总是希望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,获得精神层面乃至灵魂层面的满足,中国古人认为,读书求学问的目的是“求道”,是“安身立命”,这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。故君子就是能安身立命的人,也就是无论社会环境怎样变化,始终能心存信仰,坚持原则,保存尊严,洁身自好的人。惟有这样的人,才能实践“为己”之学,才能通向品格的完全。

  君子人格应当是合度的、中庸的,表现在性情上,则应当是温柔敦厚的。孔子说:“文胜质则史,质胜文则野”,文是后天文化的薰染,质是人的天性,如果过分强调人权天赋,一切欲望皆是正当的,走到极端,就是人等同禽兽,礼义廉耻,荡然无存;如果文化过了头,妨害人的天性的正常发展,那也会使人失去活泼泼的天机。儒家教育思想认为,真正的教育要能“长善救失”(《礼记·学记》),即助长人性中善的一面,纠正人性中恶的一面,最终达到心之全德——“仁”的境界。所以,真正的教育一定是人格教育。

  孔子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,归纳出人格教育的三大步骤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。通过诗的感兴作用,激发人的性情,培育人的仁孝之心;通过礼的节制,使人的性情归于中正平和,气质变得温文尔雅;最后,则通过音乐薰染,使人的一举一动,皆合于天地的自然规律,至此教育获得彻底的完成。孔子认为诗教是教育的开始,曾说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又说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?诗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又说:“温柔敦厚,诗教也。”学诗既可以提升语文能力,提升词汇量,还可以抒发情感、了解民风、结交朋友、宣泄不平。人生在世,有欢愉,有忧伤,有生老病死之苦,有时代遭际之厄,不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,这些情绪如郁结胸中,对人的心灵健康十分不利,性情作育,无从谈起。但诗可以帮人宣泄情感,稳定情绪,诗教可以养成仁孝忠爱之心,让人温柔敦厚,谦谦君子。而最重要的则是,诗是心声,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抒发,天下没有比诗更私人、更为己的学问,诗人的人格是最纯净的,最不讲功利的,诗人写诗首先是为了宣泄情感,决不会在写诗之前,想着这首诗晋献给谁、能卖多少钱的问题。凡经诗教入门的人,总是更容易坚持为己之学,总是更容易产生坚定的文化信仰。所以,想要养成君子人格,必须从诗教开始,必须从学诗开始。从孔子的时代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,两千多年来,中国的读书人莫不由诗入手,循序渐进,学习、掌握、实践国学。

我国向称诗国,源远流长的古典诗词,更无愧国诗的称号,古代的贤臣高士,几乎没有不写诗的。一部中国诗史,就是中国古代那些品格最优秀的士大夫的心灵史,体现的是真、美、善的光辉——

诗在所有文体当中最不可能作伪。诗产生于情感的自然宣泄,最符合“修辞立其诚”的要求,它是真情实感的化身,“真”是诗的第一特质。中国人的真,不像西方一样表现为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,而是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。中国诗人多存忠臣孝子之心,忠不是愚忠,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,不违背自己的良知,也就是真实不妄,表里如一的意思。故读古人诗,就是和忠臣孝子、真人悫士交朋友,日习薰染,自能奋发向上;学作诗,便是让自己性情真醇,坦坦荡荡。陈独秀曾撰联:“行无愧怍心常坦,身处艰危气若虹。”惟有坦荡荡的君子,才能养成亘于天地的浩然正气。

国诗的音律节奏,合于天籁,便于口吻,一唱三叹,韵味悠长,是最美的文体。国诗的文辞更要求典雅隽永,而文辞吐属上的雅,正是抵御痞子精神、流氓气息的最佳防线。一个习惯了高雅的人,是很难忍受堕落的。美国思想大师欧文·白璧德认为,温文尔雅是人的最高美德,这和中国古人讲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是一个道理。晋代文学家陆机说“诗缘情而绮靡”,唐代诗人白居易对诗的定义是“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”,强调“绮靡”(意思是美丽哀怨)的风格,重视语言、声韵之美,体现出的都是高雅的审美情趣。高雅的审美情趣根源于高贵的心灵,而对高雅的追求又会强化心灵的高贵。

苏轼说,“古今诗人众矣,而杜子美为首,岂非以其流落饥寒,终身不用,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?”(见《王定国诗集序》)在中国古代,君主是国家政权的象征,忠君即是忠于国家。闻一多先生说,“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爱,爱他的祖国,爱他的人民”。这当然都是纯粹的儒家思想,也是国诗的主流,但同时道家尤其是庄子追求自由、逍遥自适的精神也沁入诗人的骨髓。诗经的美刺,屈原的悱恻,汉魏古诗的生命精神,陶渊明的自由意识,李白的奔放,杜甫的沉郁,苏东坡的旷达,辛弃疾的悲慨,元好问的哀怨,直到近代黄遵宪、丘逢甲的时代强音,国诗的精神底色,就是热爱国家、热爱人民、热爱人类、热爱生命。国诗由真发端,达于粹美之境,而终以止于至善作为其旨归。读诗、学诗,会让人不满于做一个只关心一己之得失的“小我”,而成就宇宙人生的“大我”,让自己更有历史感,更懂得人生的价值所在。

必须指出的是,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,尽管也选了不少的国诗,然而那都是侧重记诵、分析,与古人的学诗不是一个概念。《大学》有云:“如切如磋者,道学也,如琢如磨者,自修也。”“道学”是经由听讲、阅读等方式接受知识,“自修”是经由实践、体悟的方式消化知识,“道”与“自”,都是经由的意思。中国文化是注重实践和体悟的文化,没有实践体悟的工夫,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当中精微细致的东西的。钱穆先生曾讲过,有一次他在山上遇到一位卖茶的老板,那人让他从最便宜的茶喝起,一直喝到最贵的,并一路讲解各种茶的泡法与特色,他这才算对茶文化有了实际的体悟。中国的一切学问都离不开实践体悟之功,所以,古人所谓的学诗,主要是要学习国诗的吟诵、写作,而这恰恰是现代教育体系最欠缺的一环。我们编撰这部小书,就是希望零基础的国学爱好者,能由诗教而走上传承国学的康庄大道。然而诗教又不是要把所有人都教成诗人,学诗也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诗人。诗人是天赋的,非学而能,但每一个热爱传统、崇尚国学的人,却可以通过学诗,让自己成为“写诗的人”,亲近高贵,崇尚高雅,这就已经是脱离凡庸,走在修德进业的道路上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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